本文导读——今天的“三贤堂”建于2021年,在苏堤第二桥(锁澜桥)和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三贤是哪三贤?白居易、林逋和苏东坡。在西湖上泛舟过的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人们为什么把这三人并列放在一起祭祀?尤其是把林逋和白居易、苏东坡放在一起,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西湖文化发轫于白居易,杭州为官三年,白居易写下近300首(篇)诗文,让西湖广为人知,而苏轼二度为官,“欲把西湖比西子”,更是让人们对西湖耳熟能详。一条白堤,一条苏堤,成为西湖的文化和民生符号。但正如姜青青文中所写,林逋虽无功业于世,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了西湖,是名副其实的“西湖诗人”。是林逋加快了西湖从一个自然湖泊到文化山水的转变。后人为他们仨修建三贤堂用意甚明,三人是西湖文化形成与定格的元勋。“三贤堂”就是杭州城市气质的由来,就是西湖文化的代表,这,是后人把三贤并列的缘由。---李郁葱正文从这里开始——
他们从三贤堂走来 三贤堂复原图。陈香佑、曲晏娇绘(沈实现、晋亚日指导)北宋末年,孤山广化寺(原孤山寺)在原有唐代竹阁遗迹祀奉白居易一人的基础上,添加了林逋与苏轼,由此第一次出现了三贤堂。把先贤汇聚一堂便于人们的瞻仰,但在后来的时间里,三贤堂却几经变故,这些故事都在流传至今的一些古画中得到了展现,本文为你一一道来。
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上的三贤堂。姜青青复原图
西湖诗人林和靖“送礼”送什么?西湖的那个深秋傍晚,很寻常,却因林逋而变得富有诗意。白居易曾说“孤山寺北贾亭西”。而林逋那时就在这座名寺(在今西泠印社)的端上人斋房喝茶闲坐。他凭栏眺望晚景,北山朦胧的山林中依稀可见寺院的飞甍高檐,水上渔舟已无踪影,却漂浮着一方方错综相连的葑田。他忽发灵感,吟诗一首:
底处凭阑思渺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林逋诗歌的卓越之处,是在自然界最是寻常不过的四时晨昏、山水草木中,拈出一种独到境界的诗意,并为诗歌带来一种新的趣味和范式。留意这首诗的颔联“
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黄昏中的林间山寺很黯淡,恰似一轴褪色古画,而块块葑田又将湖面化作了一枰棋盘。对于这两个比拟,林逋自己也很得意,可能还请画师描绘过。他在《酬画师西湖春望》诗中描绘的:
“一样楼台围佛寺,十分烟雨簇渔乡。鸥横残葑多成阵,柳映危桥未著行”虽是早春景色,那意象却是从前面诗中承续而来的。而承续和推崇林逋这一轴画、一盘棋的人还很多,钱锺书先生说,从此诗以后,这两个比喻就常在诗里出现,比如“何人为展古画幅,尘暗缣绡浓淡间”(滕岑),“古寺正如昏壁画”(程孟阳),“田似围棋据一枰”(黄庭坚),“秋田沟垄如棋局”(文同),等等。林逋隐居孤山时的西湖水很浅,湖中多有菱茭、莲藕、芡实以至水稻种植,年久植株腐化如泥,木框一围即成“葑上田”,水涸又成“葑田”。都说好诗离不开生活的土壤,林逋的诗就有不少根植于西湖的葑田里。他有《莲荡》诗写满塘荷花一如聘婷玉女:“楚妃皋女一何多?裳似芙蓉衣芰荷。”他的《菱塘》诗从水上菱叶想到铜镜菱花:“含机绿锦翻新叶,满匣青铜莹古花。”都知道林逋的梅花诗是一绝,不承想他眼里的葑田竟也诗意盎然!好友“瑫兄”是一所寺院首座,因为住持外出而代理院事。林逋托人捎信问候他:“秋凉体履清适?大师去后,曾得信未?院中诸事如常否?今送到少许菱角,容易容易……”说这随信相送的菱角,都是平常之物,您收下就别客气哦!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也与葑田有关。
林逋《自书诗卷·春日斋中偶成》。故宫博物院藏
蟹在杭州向来叫作“湖蟹(hā)”,最早也是西湖葑田的特产。所以林逋的箸下笔尖,少不了也有湖蟹行走。他的《西湖晚归》写到:“水痕秋落蟹螯肥,闲过黄公酒食归”,一向清苦的隐居生活难得有此美味。再看这句“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状写湖蟹横行(称郭索)于葑(音feng)田上,鹧鸪鸣叫(称钩辀)于高树间,这平常景象被两个极少见的叠韵连绵词一描述,新奇又工巧,后来欧阳修、沈括和朱熹见了都叫好不已。黄庭坚写诗“草泥本自行郭索,玉人为开桃李颜”,干脆直接“截取”了他的原创。这诗意的生活也让他对那些辛勤劳作的葑田租户心存关爱,一首《葑田》诗说:“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春流旋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佃老农耕。”葑田堪比良田,祈愿神灵保佑耕者有其田,使这方水土的诗情画意常在人间。梅尧臣评价林逋的诗作,“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他的诗品中满满的是人品。林逋虽无功业于世,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了西湖,是名副其实的“西湖诗人”。西湖文化发轫于白居易,而林逋使西湖加快了从一个自然湖泊到文化山水的转变。西湖的清雅格调、恬淡意境、中和意韵,无不因林逋而成为一种极具魅力的人文底色。他的《山园小梅》描写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被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而且像“先偷眼”“合断魂”的艺术描写,开启了西湖拟人化的意境,是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予以西湖人格化定格的先声。后人为他们仨修建三贤堂用意甚明,三人是西湖文化形成与定格的元勋。北宋天圣六年(1028)林逋去世,仁宗皇帝特赐谥号,称为“和靖先生”。
林逋《菱角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不识君曾梦见”——苏东坡与林和靖的珠联璧合对和靖先生来说,葑田是柴米油盐,也是诗词书画。然而,世事难料,沧海桑田的变化也给西湖带来了生死抉择。林逋去世一甲子后,西湖葑田蔓生,葑泥堙塞。哲宗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知州苏轼眼里的北山和南山之间,不是葑横,便是葑合。差人丈量,湖上葑田计有二十五万余丈。加上杭州迭遭旱灾,西湖日益干涸,湖将不湖。于是苏轼一方面禁限葑田,另一方面发动民力疏浚西湖,刈除葑草,修筑一条湖上新堤,以此救灾,也是救湖。这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州衙官吏的陪同下,一早北出凤凰山州衙双门(今万松岭路东端,南宋皇城在此建和宁门),登临吴山,祭祷“城池护神”城隍。这次祭祷非常隆重,苏轼甚至在奏报朝廷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之前(这篇著名奏章要到五月初五日才上奏),就专门写下一篇献祭“祝文”。吴山祭祷结束后,又去涌金门外西湖边的“水族统领”五龙王庙接着祭祷,然后再去宝石山下的“钱塘龙君”水仙王庙祭祷。先神明,后朝廷,一日三祭,不惮烦劳,可谓虔诚至极。三处“祝文”其实就一篇文章,中心意思就是为生灵百姓浚治西湖,祈祷神明大力佑护。其中说到: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眢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这是苏轼第一次将西湖比作人的眼睛,希望在接下来的西湖疏浚中,得到神助,“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还唐代西湖的本来面目。也就在这时,苏轼见到了一卷林逋《自书诗卷》。见字如面,眼前这件墨宝让他记起自己曾梦见过和靖先生,双目炯炯,道骨仙风,印象极深。而字如其人,这书体竟然也那么清瘦。和靖先生一直就是自己景仰的先辈,现在竟然一梦而见,一见其真,苏轼大感奇妙,便即兴在诗卷之后题诗一首: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诗中盛赞林逋生活的环境、作为隐士的高洁、诗歌的特点,以及耿介不媚的高风亮节。但苏轼写字好丰腴,林逋书法则偏于纤瘦,是以他开玩笑说,林逋书法极像宋初李建中的字,俊瘦,但少了点“肉”。林逋《葑田》诗他也是读过的,想到自己刚去过西湖葑田的“地主”水仙王的庙里祭拜过,于是又不无开玩笑地说,和靖先生祠也太狭小了,应该请他来孤山水北配享水仙王,将漫漫葑田管起来。玩笑归玩笑,林诗苏跋,珠联璧合,也算是他们留给杭州的一件珍贵作品。
林逋《自书诗卷》苏轼题跋。故宫博物院藏两宋三建三贤堂“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轼终于完成了西湖疏浚和新堤修筑等惠民工程。这是西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工程,不但西湖再次得到治理,苏堤与白堤从此一同支撑起西湖景观的基本格局。北宋末年,孤山广化寺(原孤山寺)在原有唐代竹阁遗迹祀奉白居易一人的基础上,添加了林逋与苏轼,由此第一次出现了三贤堂。但三贤堂后来却几经变故。宋高宗定都杭州后,为宣扬“君权神授”在孤山大建四圣延祥观,竹阁随广化寺被迁至北山路口,三贤堂则被废弃。直到孝宗乾道五年(1169),知临安府周淙某天读到一百四十多年前林逋的那幅《自书诗卷》,以及八十年前苏轼在林逋手迹后的题跋“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深有所感,便利用宝石山下水仙王庙东侧厢房,重建三贤堂。当时的水仙王庙人多嘈杂,周淙在此恢复三贤堂,也是期望以三贤名望抑制这庙中的喧闹氛围。这番操作让消失多年的三贤堂重回湖上,功莫大焉!但他做事还是稍欠考虑,由此带来了三贤堂的再次迁建。半个世纪后的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临安城再遇旱情,时任知府的袁韶某天来到水仙王庙祈雨。但见这水仙王庙坐北朝南,水仙王像华彩鲜丽,居于正堂之上,而三位先贤塑像只能“俯首”居于祠庙一侧。周淙当初将三贤堂建于这里,意在抑制庙中的喧闹,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因为知府大人前来祈雨,官府的帐篷在此随处搭建,乱糟糟的,毫无敬重之意。更有一班吏卒喧嚣其间,箕踞堂前,拜谒三贤应有的礼敬氛围荡然无存。
南宋李嵩(传)《西湖图》苏堤第三至第四桥段,与西山之间可见大片葑田,左下圆图为三贤堂放大图。上海博物馆藏而当袁韶了解到那卷林逋手迹和苏轼题跋后,更觉得周淙做法不妥。苏轼诗中只是说到林逋可以“配食水仙王”,周淙却把苏轼连带白居易也一并请入水仙王庙“配食”祔祀,仿佛水仙王的“陪客”,太过分了!当时苏堤西侧还有一片葑田,袁韶在“正当苏堤之中”寻得葑田上一处荒废的花坞,便上书朝廷,说此地“前挹平湖,气象清旷,背负长冈,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提议将三贤堂迁建于此。《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在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标有三贤堂的位置。袁韶好友程珌的《三贤堂记》说,花坞之地在苏堤西侧百步方位(约合150米)。嘉定十五年(1222)冬,在得到朝廷认可后,袁韶开始在花坞兴建堂宇,次年春天,新的三贤堂竣工。《咸淳临安志》记载,三贤堂“祠堂之外,参错亭馆,周植花竹,以显清概……又有堂三,曰‘水西云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三堂题名分别点出了三贤歌咏西湖的诗作名篇。袁韶迁建三贤堂本是为了让三贤免受滋扰轻慢,用为教化之所。但此后他却有违初衷,竟然让人在三贤堂里干起推销官酒的勾当。有人题诗讽刺道:“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冷落在湖边?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袁韶办酒钱。”意思是说,以前你们仨总是抱怨在水仙王庙被冷落了太久,现在你们乔迁于此终于火了,所以赶紧帮着知府大人多卖几个酒钱吧。此诗一出,袁韶脸红了,赶紧叫停这三贤堂里卖酒吃的怪事。
南宋马元忠《山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画中的“两座”三贤堂三贤堂迁建苏堤之后,南宋马元忠《山水图》(《宋画全集》未收入)画出了三贤堂。宋元时期的写实画作《西湖清趣图》(作者不详),三贤堂也在其中。将《山水画》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放在一起看,可见两者之间的很多细节:一是入口两旁的围墙构造两幅画非常相像,但围墙内《山水画》仅有园亭存在,《西湖清趣图》则画有长势茂盛的丛竹。二是入口处《山水图》只有两杆红色望柱,而《西湖清趣图》却有一座红色木衡门,如同古代城市坊巷口两柱夹道、横梁题匾的牌坊。三是两幅画随后均绘出一座拱桥,但详略各异。四是《山水图》在拱桥之后为一甬道,两侧设置栏杆,栏杆之外岸芷汀兰,而《西湖清趣图》过桥接一方整平台,临水四周围以栏杆,植以桃树,但水面上空无一物。《咸淳临安志》说“周植花竹”,程珌也说“栽花莳竹,石梁卧虹”,可见三贤堂一带有花有竹,《西湖清趣图》所绘更符合事实。而拱桥的描绘,也是《西湖清趣图》更多细节,更胜一筹。当然,《山水图》属于山水画,重在写意,而《西湖清趣图》是界画,偏于写实,两者的艺术构思、景物取舍和风格技法各不相同,并不能强求一律。而且,三贤堂存在苏堤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园林花木的四时枯荣,入口木门受自然侵蚀而有重修、更替和变化,由此造成三贤堂建筑细部和生态环境在不同图像之间的差异,当属正常。
宋元佚名《西湖清趣图》中的三贤堂。弗利尔美术馆藏
再看这两幅画上三贤堂主体建筑。两者均绘有黑色墙面的廊庑,里外都有垂柳栽植。《山水画》上的廊庑更为规整,四方围合三贤堂主体建筑;廊道进门处设有栅栏,内外壁上洞开壸门状的半圆形窗户;正堂为一主两挟屋,当是奉祀三贤之堂;之后便是一片空地。《西湖清趣图》上的廊庑不甚规整,营建于主建筑两旁与后侧;两侧廊庑各又接出一廊道,旁通一南一北水岸边的两座位置对称的水堂;主体建筑前设围墙,中开门厅,门厅后为正堂,也是一主两挟屋;紧贴正堂之后又有一后堂。两幅画中的主体建筑只有正堂有相似度,其余建筑在形制上颇多差异,甚至彼有此无,不一而足。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除了画种风格的不同之外,或许《山水画》所绘为南宋中期初创未久的三贤堂,《西湖清趣图》上的则是南宋末年的构建。两者前后相隔数十年,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更有修缮、改建、新建之处,这也正是程珌《三贤堂记》末尾所歌“傥来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尔席之西东”之意。苏堤三贤堂存世也有半个多世纪,宋亡之后被圮废。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贤堂重建于杭州城内西湖书院,由此退出西湖景区。2021年,在苏堤第二桥(锁澜桥)和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与小瀛洲“三潭印月”隔水相望的东侧绿地上,建起了三贤堂(与历史上的三贤堂相隔甚远)。在山清水秀的西湖边,三贤隔着时空又相聚于一处,与他们曾经凝眸的西湖朝夕相处,他们也定格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融入到西湖景色之中。
作者:姜青青▼延伸阅读▼临安坊巷志之:癸辛街旧事临安坊巷志:京城驸马的真与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