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拥抱AI技术，法律监督能级跃升

在刚刚结束的浙江“两会”上，杭州数字检察元素被浙江省检察院工作报告多次提及。2024年以来，杭州市检察机关瞄准时机，奋勇争先，探索建立数字办案指挥调度中心，开展重点领域数字监督专项行动，运用AI大模型智能辅助司法办案。据杭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伟忠介绍，2024年，杭州市检察机关持续完善一体联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强化数字办案实战，拓展应用融合对接和业务智能辅助，以数字检察驱动法律监督质效跃升。

2024年5月，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检察官着手搭建“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纠正企业应缴未缴社会保险模型”。

创新机制

强化统分结合工作模式

2022年2月，一起伪造结婚证骗取拆迁安置房案件被移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随着案件的起诉和判决，其他“假夫妻”逐一浮出水面，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或许存在证件造假人员、婚介所、“假夫妻”等共同组成的“假结婚”骗取拆迁安置房黑色产业链。

为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检察官将目光转向数字监督模型构建。2024年5月，由杭州市检察院法律监督线索研处中心牵头，该市两级检察院刑检条线剖析个案犯罪模式、提炼类案特征规则，经杭州市检察院信息情报中心开展数字建模分析，初步发现案件线索百余条。同年6月，叶伟忠“挂帅”，指导杭州市两级检察院开展“假结婚”骗取拆迁安置房数字监督专项行动，实行挂图作战，定期研判进度。截至目前，已刑事立案百余人，关联犯罪线索移送、惩治处理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户口迁移和增补安置的实质性审查，持续排查并推进涉案人员户籍清退工作，现已追回总价近3400万元的房屋9套，查封房产4套，敦促涉案人员退赃142.3万元，最大限度挽回了国有资产损失。

在叶伟忠看来，该案的成功办理，离不开杭州市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的“情报+指挥”双轮驱动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了两级检察院一盘棋整体推进。为此，杭州市检察机关建立数字办案指挥调度机制，由检察长指挥部署数字办案、统筹调度专项监督、复制推广作战经验；建立数字检察会商研判制度，定期交流研判数字检察实战成效；明确由业务部门主导个案监督点发现、类案监督规则梳理及全市一体推进专项行动的“纳账”和“出账”，组建业务技术复合型团队，面向一线办案人员提供数据治理分析等办案辅助。

重点出击

类案监督规模效应显现

2024年10月，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利用“征信白户”贷款诈骗类案监督模型碰撞相关数据，精准锁定“征信白户”信息。

2023年12月，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有贷款诈骗团伙召集“征信白户”（从未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或信用卡的用户），编造虚假申贷资料共同骗取银行贷款。

这样的情况绝非个案。基于这一判断，上城区检察院决定建立“征信白户”贷款诈骗类案监督模型开展监督。杭州市检察院据此部署开展涉金融贷款领域违法行为整治专项行动，梳理发现全市监督线索200余条，目前已监督成案22件22人，另外发现一批银行工作人员收取中介贿赂后违法放贷线索，推动有关部门成功办理职务犯罪互涉案件4件。

在第三方环评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监督专项行动中，杭州市检察机关挖出8家检测机构涉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上万份，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后引导侦查，对20余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单位主动退回财政补贴4800余万元。2024年，在杭州市检察院统筹布局、基层检察院实践运用下，像这样的专项行动共有9个，共监督成案530余件，实现杭州市13个基层检察院全覆盖，类案监督规模效应显现。

为进一步深化法律监督实效，杭州市检察机关以重点领域数字监督专项工作为抓手，强化基层创新实践，不断为数字检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2024年，杭州市检察院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助力法治建设等内容，分三个专场开展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引导基层检察院长识变之智、思应变之方、增求变之勇，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持续深化数字办案，使全市涌现出61个优秀数字监督模型。杭州市检察院跟进研究、提级部署已在基层检察院办出成效的监督模型，确保模型建用可复制、能共享。其中，针对环境检测领域弄虚作假、未成年人进入不宜场所、欠薪企业脱逃失信惩戒等监督模型在全国、全省推广应用。

智能集成

极大提高检察办案质效

“只有不断提升数字检察的智能化水平，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整体格局，牵引法律监督能级跃升。”采访中，“一类事”检察监督治理场景和AI大模型智能辅助办案，被杭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娟反复提及。实践中，杭州市检察机关积极推进监督模型场景应用体系化建设，以“四大检察”细分类别，统筹建设各业务领域模型库，对具备集成价值的模型聚合孵化，最大化提升场景建用效能。

以“民事执行监督一类事”应用场景为例。该场景由杭州市检察院统筹，余杭区、上城区、西湖区等基层检察院协同构建，集成“终本聚合监督”“执行主体变更追加监督”“执行回转监督”等民事执行监督领域子场景，从小切口模型向民事执行全流程监督辐射，还为办案检察官提供诉讼关键节点监督线索智能提示、监督点组合检索、监督线索分类管理等功能。目前，杭州市检察机关已应用该场景推荐线索1.2万余条，开展民事执行监督180余件，涉案金额6600余万元，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犯罪线索3件。

拥抱AI技术，为检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革。杭州市检察院案管办副主任徐衍向记者现场演示了行刑反向衔接应用场景，以及背后的AI大模型。“该场景归集有167个常用刑事罪名，1700余条行政法律法规，内嵌AI大模型，可根据被不起诉人违法犯罪事实智能辅助检察官研判案件的‘可处罚性’，与后台的法律法规知识库映射分析后，推荐与案件匹配度最高的三个行政法规，并辅助生成法律文书。”

记者看到，进入办案页面后，左侧显示的是不起诉决定书全文，右侧就是AI智能辅助研判界面。“AI模型在数据处理能力、语义理解深度、学习能力等方面都比传统模型更先进。该场景自2024年9月在全市试点以来，已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1300余件，智能研判的准确率不断提升，目前已超80%。要知道，一个刑法罪名可能对应上百条行政法规、几十个行政机关。同一行政事项在不同地区也可能由不同的行政机关主管。化繁为简，AI技术大大提高了检察办案质效。”据徐衍介绍，该场景已在浙江省检察机关推广应用，真正实现了“一域突破，全省共享”。

如今，杭州已有多家检察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检察垂直领域的应用。余杭区检察院构建起集合多个场景的检察智能应用平台，包括文证智能审查、视听证据智能审查、多模型智能问答、检察数字人等功能。“利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等AI技术，可以实现对卷宗文本内容、音视频证据等的快速处理，极大提高了工作质效。”余杭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军表示。

余杭区检察院构建集合多个场景的检察智能应用平台

“2025年，杭州市检察机关将聚焦一体抓好‘三个管理’，纵深推进数字检察战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辅助监督办案、优化案件管理、助力检察为民等方面的赋能应用，全力支撑和服务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叶伟忠表示。

“西子姐姐”智设“安全门”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西子姐姐”检察官更忙碌了。

根据“未成年人进入不宜活动场所监督模型”筛查出来的线索，“西子姐姐”检察官先后走访市场监管、文化等职能部门，建议加大对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的酒吧、KTV、私人影院等场所的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力度，多部门合力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未成年人进入不宜活动场所监督模型的构建，源于多起涉未成年人案件。2023年4月，未成年人小丽和小芸（均为化名）在某KTV包厢唱歌时，一群人突然破门而入，借故殴打二人，还向小芸索要钱款。结合其他犯罪事实和证据，西湖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根据相关规定，KTV不应接待未成年人进入。通过进一步排查近五年来涉未刑事案件，检察官发现多起案件发生在酒吧、KTV、私人影院等本不应接待未成年人的场所。

如何给这些场所设置一道“安全门”，将未成年人“拒之门外”？2024年初，西湖区检察院构建未成年人进入不宜活动场所监督模型，采用“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的安全方式，依托公安机关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未成年人不宜进入场所进行要素提取、数据碰撞、调查核实，就发现的违规问题监督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据了解，截至2024年底，西湖区检察院利用该模型筛查线索1000余条，通过现场核查发现16个场所存在违规情况。据此，西湖区检察院立案监督2人，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5件。为进一步形成长效监督机制，该院与相关部门建立多个专项治理工作机制。2024年9月，该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截至目前，已有170余家检察院使用了该模型，其中52家检察院已应用成案。

西子姐姐检察官办案团队商讨完善“未成年人进入不宜活动场所监督模型”

68个建设项目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400多名农民工在春节前夕拿到总计2200余万元工资，回家过了个安心年！”2月7日，浙江省桐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与桐庐县检察院检察官电话沟通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的最新进展。该案的成功办理，是桐庐县检察院“护薪惠民”数字检察工作的成果之一。

农民工讨薪难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有效治理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实现破题、解题，桐庐县检察院紧紧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主动向数字检察要驱动力。在搭建农民工欠薪治理数字监督模型的基础上，该院于2024年积极探索欠薪治理2.0版本，打通桐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加强数据共享和线索移送，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依托该升级版的数字模型，通过数据协同整合，桐庐县检察院发现某科创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性工程款，导致400余名农民工被拖欠2200余万元工资的案件线索。调查核实情况后，该院通过依法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桐庐县人社局督促该公司及时拨付了工资性工程款。

目前，桐庐县检察院已将监督治理领域从建设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足额拨付拓展至社会保险缴纳、工伤保险办理等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并融合“四大检察”职能，形成涉劳动者权益保障多端联动工作体系。该院根据排查中发现的建设工程企业怠于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推动相关部门严格履职，截至2024年12月底，总计68个建设项目已全部参加工伤保险，缴费金额822万余元。

“接下来，我们将探索建立联动公安、法院等单位的数字场景，实现更加全面深入的数据共享、流程监控和业务联动，以‘一个场景+多端联动’夯实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体系。”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1月，桐庐县检察院检察官与“益心为公”志愿者一起勘查高标准农田机耕路养护情况，为搭建“高标准农田保护监督模型”打下基础。

AI大模型打开办案新天地

2025年1月，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销售假烟案件。因涉案未销售金额巨大，在轻罪既遂与重罪未遂之间如何“择一重处”，办案检察官想参考一些类案处理结果。此时，AI大模型类案推送就像“及时雨”，将多份类案判决“送到”办案检察官面前，为办案提供了可靠参考。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过去查找类案，往往都是通过案例库给定的条件进行层层筛选，再人工逐一查看具体内容，不仅耗时费力，对非标准化情节也极易存在遗漏或判断不准确等情况。“AI大模型作为一种能够理解自然语言并生成人类可读文本的强大算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文字，从中提取并生成有价值的信息。针对法律领域定制的知识库，则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法规和过往判决书。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检索速度，还大大增强了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办案检察官介绍说。

基于上述原理，2024年6月，上城区检察院在杭州市检察院指导下，搭建AI大模型，导入杭州市检察院信息情报中心数据，再结合知识库技术，实现了智能化类案推送。“AI大模型+知识库”不仅大大节省了原先检察官人工逐一查看筛选案例库的时间，还在新类型案件指引、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及裁判结果审查等内容推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为突破大模型对指令可能存在的“误解”“偏见”等问题，上城区检察院在知识库构建和问答过程中，插入了精心设计的提示词，用关键词和短语优化大模型的信息抓取能力，使大模型在每一次短暂“对话”中，都能够快速反应并精准捕捉案件中的法律要素，为检察官提供更加贴切且具有参考价值的类案数据。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检察业务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AI大模型技术辅助办案将为法律监督工作打开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上城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12月20日，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检察官与该区人大代表共同查看临平数智人大平台和“人大+检察”监督衔接应用场景的贯通数据。

让欠薪企业有“疼感”

“无故克扣、拖欠员工工资，这样的‘老赖’企业理应被依法失信惩戒、降低信用评分，在政府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融资贷款等方面受到一系列的限制与惩处。如果存在失信欠薪却不影响信用评级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查清问题出在哪里。”在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该院利用大数据抓“老赖”的实践。

2024年2月，萧山区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当地一家企业因欠薪被职工张某起诉，法院判决该企业支付张某经济补偿金及工资共计9.6万余元。该案在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后，涉案企业仍不履行相应义务，直到张某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拖欠的薪水才最终支付。该案从起诉到最终执行，前后耗时两年多，涉案企业只是支付了本该支付的工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甚至该企业在信用评级平台上仍然是守信激励企业。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很多欠薪企业一点也不担心劳动者去起诉。因为即便最后企业被法院判决确认欠薪，但由于行政机关对该情况并不掌握，无法依据法院判决对企业作出失信惩戒，因此这些欠薪企业是没有任何‘疼感’的。”办案检察官说。

为彻底打通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壁垒，让“老赖”企业现出原形并受到惩戒，2024年3月，萧山区检察院搭建“欠薪企业逃脱失信惩戒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和比对分析，结合走访调查结果，揪出逃脱失信惩戒的欠薪企业。

截至目前，萧山区检察院排查出存在无故拖欠劳动报酬、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却未受到职能部门惩处情形的企业共计55家，已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方式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处理相关企业，及时将其纳入信用评级、惩戒评价体系。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已将其中10家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后续将结合相关企业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情况进一步分类处理。

2024年12月26日，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根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违规占用监督模型”发现的线索，联合相关部门核实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被违规占用情况。

烟花爆竹售卖点设置有“安全距离”

“经过整改，大家的安全意识得到大幅提升，今年春节过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近日，在杭州市临安区售卖烟花爆竹的张老板对前来回访的临安区检察院检察官感叹道。

2023年初，临安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某幼儿园旁边有商家售卖烟花爆竹。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幼儿园与烟花爆竹售卖点仅一路之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根据相关规定，烟花爆竹售卖点距离医院、加油站、学校等重点场所的距离不能少于100米，任意两家售卖点的间距不能少于50米。究竟还有多少家烟花爆竹售卖点无视安全距离在经营呢？临安区检察院决定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隐患专项监督。

针对烟花爆竹售卖点数量多、分布广、实地丈量难度大等情况，临安区检察院以安全距离为核心，构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隐患数字监督模型，从高德地图等公开平台上获取烟花爆竹售卖点的地理信息，摸排规定范围内是否有幼儿园、学校、医院、加油站等应保持安全距离的重点场所，结合实地勘查和无人机三维建模测距，最终锁定7家烟花爆竹售卖点可能存在违规问题。

临安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对7家烟花爆竹售卖点进行核查，并依法排查全区81家烟花爆竹售卖点，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经排查整改，临安区范围内违规经营的烟花爆竹售卖点均已完成选址搬迁和营业执照重新申领。

小模型可以发挥大效能。2024年1月，浙江省检察院以临安区检察院所办案件为基础，发布办案指引，推动浙江省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助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将安全带进千家万户。同年12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隐患法律监督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推广，助力更多地区检察机关为春节期间的欢乐祥和装上“平安锁”。

原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9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