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公愚：翰墨传家 蜚声艺林

杭州日报讯 浙江永嘉（今温州）的马姓为大族，观马氏族辈史册，自清初始祖马银潢迁永嘉百里坊，历代以书画诗文金石相传，从事书画活动凡十四代，有“书画传家三百年”的美誉。其中近现代活跃于海上的著名金石书画家马公愚还是国内邮储业务的老前辈。

马公愚（1893-1969），本名范，初字公驭，后改公禺，因“禺”较为生僻，便在其下加“心”为“愚”，改字公愚，以字行，晚号冷翁，斋名畊石簃，别署畊石簃主，浙江永嘉人，著名金石书画家，曾为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文书主任兼国文教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书法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以诗书画印文五绝驰誉中外，素有“艺苑全才”之誉；著有《书法史》《书法讲话》《应用图案》《公愚印谱》《畊石簃墨痕》《畊石簃杂著》等。

马公愚出生翰墨世家，其高伯祖马香霞、高祖马蔚霞、祖父马兰笙都是著名书画家。马公愚幼承庭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很早就在精通诗书印的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下接触笔墨，加之聪慧好学，性格开朗，自小就显现出超人的艺术感觉。待稍长，他被家人送入新式的温州府学堂（今浙江省温州中学），后又凭借自己的学识考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这为其后来成为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经系统新式教育、通晓中西文化的艺术大家奠定了扎实基础。

作为海上帖学复兴群体重要人物之一，马公愚推崇“中庸平和”的审美理念，诸体皆精，胜在功力，尤其是真、行、草三体主要取法钟繇、二王，笔力浑厚，刚柔相济，气息淳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体现了其对魏晋书风的独特理解，为民国海上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但笔者以为，最能体现其书法成就与高度的却是篆隶。所以，他虽以帖学为尚，但也不弃碑学，注重碑学对帖学的补益功能。当时，整个书坛盛行赵之谦的魏碑行书和吴昌硕的变形石鼓文这两种书风。从现存作品来看，马公愚早期的“宗赵拟吴”之作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可见，当时马公愚也颇受“流行书风”的影响。

但作为一个有追求有才情的艺术家，马公愚肯定不甘满足于邯郸学步、拾人牙慧。如今虽已无从推测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从其作品中我们清晰可辨：到上海后，他逐渐跳出时俗，舍弃了平素擅长的吴氏风格石鼓文，积极探索，努力变法，力图形成既具品位又不流俗的书风。在此后的四十年间，他穷源溯流，在深入临习周代钟鼎铭文、石鼓文、秦代刻石的基础上，又将取法对象转移到在其看来保留了“秦朝小篆真面目”的权量诏版上，顿开新境。他很好地将篆籀的规范齐整与诏版的参差错落融合在一起，逐渐定格于以圆润醇雅、光洁清丽为主调，辅以沉稳宽博、古苍利落的自家风貌。

观其早期隶书作品，结体方整，用笔跳跃，博观约取、反复淬炼，终于从俊逸古雅的《史晨碑》、拙朴浑厚的《张迁碑》和浪漫恣肆的《石门颂》中化身而出，形成了古雅堂正、气象恢弘的风格。马公愚尤善榜书，当年与沈尹默、唐驼、刘山农并称沪上“题额写匾四大圣手”。彼时漫步在上海滩喧哗的闹市，许多店铺匾牌即出自其手，堪称一时盛景。

作为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马公愚的篆刻成就也不容忽视。他在金石书画的审美情趣上倾向于典雅整饬一路，以自己擅长的诏版篆书为主基调作印，两者之间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在刀法上，双刀横冲与单刀轻转兼用，转折处以方折为主，辅以圆折，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诏版文字急就随意、不事雕琢、似整非整的高古峻拔之风。难怪，诸乐三先生认为这是“公愚先生的看家本领”。

马公愚兼及绘画、诗文。其在师法古人笔墨之道的同时，也极注重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体悟，所作山水、树木、花卉、翎毛、鱼鸟，多以篆籀之笔入画，用笔灵动简约又不失厚拙，线条圆浑老辣，古意盎然，纯属文人游艺，却得造化之天趣。特别是他笔下的花卉、菊蟹、清供，近明人写意笔法，虽寥寥数笔，却超逸洒脱，有一种溢出于楮墨之外的意韵佳趣，如不食人间烟火。马公愚亦是南社社员，擅诗文，现择其《画梅题句二十四首》一二供赏：“满身苍苔半身枯，历尽冰霜似老夫。只为花清诗自别，别花能有此清无。”“年年耕石是生涯，卅载春申客作家。今夕岁除无一事，自拈秃笔写梅花。”“不问山巅与水涯，不论白屋与豪家。春回总是争先发，阅世无偏惟此花。”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