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影院：让800万盲人“看见”电影

潮新闻讯 放映机打出的光束穿透漆黑的电影院——当银幕上出现冰天雪地，画外音里，一个男声响起：“大雪纷飞，战士们的脸上、衣服上 ，都落满了雪花，刘文武拿起望远镜，只见侦察兵亮亮躺在雪地中，身上的棉袄已经血迹斑斑……”

这天放映的电影是《狙击手》。观众中的大多人紧闭着双眼，偶尔，有人会侧一侧头，像是在细细辨别电影里子弹飞来的方向。

营救还在继续。除了台词，男声将画面与剧情掰开了、揉碎了讲。电影逐渐迈向高潮：手无寸铁的神枪手刘文武，为了交换亮亮，一步步走向敌营。这时，一直双眼紧闭的观众突然身体前倾，眉头紧锁，手抓着前面座椅的靠背。

“清澈的眼睛，闪着温暖的光……天上星星排成行，在目送孩子回家乡……”片尾曲响起，观众中，有人叹息，“这么多战士，最后只剩了一个，”有人的泪水从眼眶滑落，用手不停抹着眼睛。他们没有注意到，提示散场的灯光亮起，只是当听到男声宣布电影结束、志愿者呼喊集合时，他们摸索着收拾随身的包——最后，每个人都摸起座位旁边，一根半人多高的盲杖。

这是10月13日光明影院放映活动的现场。这个由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发起的公益项目，已经走过五年，他们坚持每年为盲人朋友制作104部电影，公益成果惠及全国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触达的盲人群体超过800万。

今天是第40个国际盲人节。我们走近光明影院与他们的盲人观众。我们试图解答：“看见”电影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看不见”的盲人真实生活，又是怎样？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走向何方？

梦与影

66岁的崔建华时常做一个梦。

梦里，她乘着飞机在两山之间穿来穿去，飞过森林、草原、河流……每次醒来她总纳闷儿，“我琢磨一辈子也没坐过飞机呀，怎么就梦到了呢？”

她有时觉得，做梦真好，醒来之后却什么都看不到。

就像舷窗里逐渐远去的地面，崔建华的视力是一点一点消失的。糖尿病诱发的眼底出血与青光眼等多种疾病，让她自27岁那年起沉入无边黑暗。

36岁时，她相亲遇到现在的老伴刘建文。那时，刘建文尚有模模糊糊的视力。她脾气急，和刘建文约定，不要后代，因为谁都照顾不了。

他们互相搀扶，彼此都好像对方的“眼睛”。她说，刘建文对她好，是看她一身病，身世也可怜。她没再想过“死”的事情。再后来，崔建华将糖尿病好好地控制了50年。她身边也有朋友想不开的，“觉得一天到晚就在家待着特没劲，什么都看不见，不想这么活着。我就说，只要还能照顾自己，我就不会走那条路。”

“不怕你笑话，我还真的分不清白天黑夜，”坐在略显凌乱的屋里，崔建华有些不好意思，她高声唤起，“小度小度，现在几点了？”每当整点，她和刘建文的的两台小度与一台“小爱同学”，混合着一个电子报时器，声音此起彼伏，以此宣告时间的流逝。

而看电影，是值得被重视的一刻。13日这天，她带上盲杖，搭上老伴的肩，来看这场无障碍电影。

从他们居住的角门南老小区的一楼，坐两站公交到角门东地铁站搭乘10号线，8站以后再换乘6号线。明眼人这一路大概要花四五十分钟，而他们需要两个小时。

盲杖在地上“笃笃”地敲击着，刘建文走在前头，他们用脚掌感受着盲道的凹凸，竖条、圆圈，有时，盲杖也会碰上电线杆、行人、小摊，或者路边不规矩摆放的共享单车。

知道“盲人影院”，是从他俩的盲人朋友那里。他们时常在微信群里聊天，或者打电话唠嗑，一唠就是半天。

当崔建华第一次坐在影院里“看”电影，从前的回忆一下子就回来了。

“小时候我爸他们单位放电影，我都会搬个凳子走三里地，去大广场上看露天电影。”那时，她最喜欢的电影是《英雄儿女》。后来，在盲人影院，她又一次“听”到了这部电影。

声音与“文化盲道”

盲人为什么需要“看”电影？

“咱们盲人朋友过去最依赖的是什么？收音机是吧。”13日的观影现场，北京市盲协副主席曹军提问，“大家能不能说一下，你们看过的电影？记得吗？”他主动说，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和大家一起在首都影院看的，沈腾主演的喜剧片《西虹市首富》。

李超鹏和蔡雨穿着白色衬衣，也在活动现场忙碌。他们都是“95后”，是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也是光明影院放映宣传组和制作组的负责人。过去五年，他们参与无障碍电影制作，数次出现在放映现场，和盲人朋友近距离接触。

坐落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中国传媒大学，南门前是那条长安街延长线上，与地铁1号线平行的京通快速路，路上铺设有盲道。“生活中有便于盲人行走的人行道，那精神上呢？”

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志愿者们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要打造一条直抵心灵的文化盲道，这也是“文化助残”实实在在的行动。

蔡雨介绍，成立5年多以来，他们有一个“硬性指标”：每年制作104部电影。“对电视人来说，‘周’是一个敏感单位，像《幸运52》、《快乐大本营》等都是周播节目。一年有52周，我们希望每周让视障朋友们看两部电影，所以就有了104这个数字。”

从选片、撰稿、审稿，到录制、剪辑、校对，这是一部无障碍电影诞生所要历经的大致步骤。不管是逐帧拉片，还是三审三校，即使对专业人士来说，背后依然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在撰写文本时，我们需要用精准凝练的文字概括电影画面中的海量信息。其实，最大的难度在于做选择。”蔡雨说。“一图胜千言”，视觉在瞬时接受的信息是非常多的，但总会有重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之分，“导演会通过景深等镜头语言来引导观众视线的关注点，而我们就需要读懂这些镜头语言，并通过旁白准确传递给盲人。”

如今，光明影院团队有800多名志愿者，他们的共同希冀是让盲人“看见”电影。那么，让盲人“看见”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

曹军曾和家人一起去影院看过《无问西东》，观影结束，他一头雾水，对白情节太少了。直到第一次看完光明影院制作的《西虹市首富》，他终于觉得，“咱也能看懂了。”他想，如果下次再和家人坐在一起看普通版，他也能知道，笑点在哪儿了。

“通过无障碍电影，我们盲人能够更好地和明眼人融合在一起。看完电影后，我们会在脑子里勾画出各种人物形象。当明眼人在谈论某个电影有多好看、吴京的演技有多高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无所知。”曹军字斟句酌地说。

就像对崔建华和刘建文来说，走出家门看电影，是一件困难但郑重的事，蔡雨说，“对我们明眼人来说，看电影其实是挺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比如叫上朋友一起，或者买个爆米花。”同理，无障碍电影可以给盲人营造一种社交氛围，给他们一个走入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机会和理由。

看不见的生活与另一面

“一开始和他们相处时，我会特别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是紧张到手足无措。”蔡雨生怕自己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就伤害到了盲人朋友，最初，她甚至纠结于，该不该用“看”电影这个描述。

可是慢慢地，在和盲人成为朋友之后，她才发现，原来盲人并没有那么脆弱，也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五彩斑斓的生活。他们讨论美食，分享日常，彼此以朋友的身份相处。某天，一位盲人告诉蔡雨，他报名了盲人电子竞技。她不禁感叹，“哇塞！盲人还有电子竞技。”

“90后”周彤从未见到过这个世界的样子。今年3月，她第一次到现场观看，那次放映的是谍战片《悬崖之上》。看完她直呼，“太过瘾了！”后来，她在线上看过很多光明影院制作的片子，最喜欢的是科幻片《流浪地球》。

与记者见面当天，周彤特意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穿上喜欢的带蕾丝花边的裙子。目前，她在北京一家聚焦无障碍信息化事业的公司从事文案编辑、活动统筹相关工作。

学过音乐，工作能力强，策划活动井井有条，写稿时效率极高，还会借助AI工具，周彤被同事们昵称为“彤宝”。她说，抛开双眼看不见，她就是个普通人，下班回家之后刷刷综艺，看看小说，还会在软件上打卡学英语。

周彤也爱笑，谈话时，她唯一一次情绪波动是提及“小杰”。

公司照片墙上，有一张周彤面带笑意摸着一只黄色狗狗的照片，这是周彤的导盲犬小杰。今年8月，11岁的小杰突发心脏病离世，“就像一个曾经和你每天24小时相处好多年的亲人突然离开一样，会让你觉得很孤独，”周彤声音哽咽。

与盲人朋友接触久了之后，蔡雨也常常会想，光明影院对她来说，是推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她意识到，科幻世界本就是人类想象出来的，而盲人的想象力会不会比我们更丰富，能触及比电影中更复杂的场面？如同当我们不再将目光聚焦于盲人看不见的双眼时，会发现他们生活的另一面。

未来与我们的努力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盲人的数量已超过1730万。虽然呼吸着同一蓝天下的空气，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场景下，明眼人和盲人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视力的不可见竖起了一堵隐形高墙。

过去，蔷薇几乎没有在生活里接触过盲人，她甚至不敢去盲人按摩店，她觉得，这其中好像隐含着某种对弱势群体的“利用”，周彤开解她，“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在帮他们赚钱呀。”

周彤在上网时发现，许多人至今仍觉得：盲人还能使用手机？盲人中也有能看见光亮的人吗？难道盲人的职业不都是推拿吗？在一条关于导盲犬的新闻中，出现最多的评论是：一个盲人为什么要带着狗狗在高峰期挤地铁？有时，恶意与偏见汹涌而来。“可是，我们就是要在早高峰上班呀，”周彤委屈地说。

“我觉得对于盲人来说，真正的帮助是走进我们、了解我们。有时候明眼人以为的困难，不是盲人真正的困难。我们没有想象中的脆弱和敏感。”曹军说。

如何消弭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鸿沟？面对这个宏大课题，光明影院试图寻找答案。也许，在一部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的整个过程中，盲人与明眼人精神上的隐形鸿沟在不断缩小，改变已然发生，但未来仍然更值得想象，并需要我们为之付出努力。

2019年7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白皮书《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2022年5月5日，《马拉喀什条约》（全称为《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这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

蔡雨说，《马拉喀什条约》落地之后，电影版权方面开放了挺多。“整个光明影院项目的愿景就是我的愿景。希望在未来，每出现一个龙标的时候，我们就能拉出一条无障碍音轨。”蔡雨说。

放映厅里，剧情进入最高潮。听到亮亮将情报用糖果黏在孩子的头发里，得以传递出去，崔建华再一次感叹“多聪明啊！”

这不是她第一次在盲人影院看这部电影，但她依然回味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