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文明，母亲河长江的馈赠

长江，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自念青唐古拉山涓滴而下，奔涌6300多公里，长江及其支流流经的成都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孕育出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哺育了两岸世世代代的人民，千百年来留下“稻饭羹鱼”“鱼米之乡”“天下粮仓”之美誉。

考古证据表明，在早于8000年的我国16处水稻遗址中，有14处位于长江流域。随着长江流域稻作考古研究不断深入，一幅“稻作文明”演进图在长江两岸也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晰——在距今1万多年到距今四五千年的漫长时光里，长江中游、下游、上游不断发现的考古遗址证明，稻作农业从零星分布到规模不断增大，定居时代的人类从环壕聚落开始过渡到“城”的出现，长江流域率先迎来文明的曙光。

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起源地

现场探访

金秋十月，下游的长江两岸已进入晚稻收割的农忙时节，在江苏省兴化市陈堡镇里堡村，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茬茬水稻被机器优美地收入“囊中”。此时，在1300多公里之外，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永州市道县，28万亩晚稻同时进入收割期，在寿雁镇白石寨村，金色的稻田与苍翠的山峦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丰收的美丽画卷……

在白石寨村口，“白石寨村”村碑上的“天下谷源”四个小字和一簇金黄的稻穗，仿佛在提醒着人们，这里与水稻有着极深的渊源。

大约距今1万多年前，同一片天空下，白石寨村的“蛤蟆洞”里，穴居先民开始栽培被后人称作“稻”的作物。不知是哪位先民，不经意间遗落了两粒稻壳，它们躲开岁月的利刃，逃离了炭化的宿命，穿越万年的时光，保存到今天。

1万多年后，那两粒平均只有0.03克的稻壳，成为“最轻的国宝”，它们被认定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并被命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被列入我国1997年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专家对话

长江文化观察团：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这个判断，究竟有哪些考古证据可以佐证？

裴安平：长江流域拥有截至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起源的证据，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均出土距今15000年左右的稻作遗存。

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9000—8000年，是长江中游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内发现了大量的稻谷壳印痕，八十垱遗址是另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8000—7000年，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稻谷和稻米，以及种类繁多的籽果、木制品和动物骨骼。由此可以确认，长江流域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郭伟民：长江流域作为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有着完整的产生、形成、发展、鼎盛的一系列考古证据，轨迹清晰。早期长江中游的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有从野生稻到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痕迹，1万年前后，下游的上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用水稻壳作掺合料，说明当时的水稻种植量已很大。

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研究，揭示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明进程，就是以稻作农业产生、发展、演变为基础的。与此相关，发掘的陶器中以圜底器、圈足底为主，完全适应了稻米的烹饪，高圈足的“豆”则是盛放稻米的容器，骨耒、耜等农具在城头山、鸡叫城等遗址出土，则证实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人工翻地、开垦等农事活动。

林旒根：早在距今1万年前后，浙江中西部的金衢盆地就已出现东亚最早的定居村落。最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通报，在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上山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环壕聚落结构和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水稻田，距今9300—8000年，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稻田，其收割、加工等一系列证据链相当完整。

在距今65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水稻田开始密集出现，在苏州草鞋山遗址“第10文化堆积层”中，不仅发现了炭化稻谷、炭化纺织物，该遗址南端、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地层，还发现由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组成的灌溉系统遗存和人为加工的水田状遗迹。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良渚时期，考古学家在良渚古城发现了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1.2米不等的炭化稻谷堆积，推测稻谷储藏量达36万斤。

唐淼：在2020—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迹，这也是长江上游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对宝墩遗址炭化种子的浮选结果显示，稻谷数量占绝对多数。有着“成都平原第一灶”之称的陶灶，呈直桶形，内壁等距分布7个支钉，可用来支撑陶罐，下端一侧的拱形豁口，应是放柴禾的灶门。这些都证明了古蜀先民在4500年前就已经以稻米为主食。

贺云翱：判定稻作文明起源，首先是当地要具备适于栽培稻及其野生祖先种生长发育的气候与环境；其次，要发现有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的普通野生稻，并且该地发现有最早的栽培古稻遗存，以及相应的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满足这两个条件。作为冲积平原，其水热条件适宜水稻生长。考古证据显示，长江流域拥有我国古代最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与这种经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是人们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衣食住行、岁时节令、风土人情等文化风貌。

城，从稻田里“长”出来

现场探访

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时代最早、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

走进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在稻田祭坛遗迹展示馆里，可以看到先民们正在进行稻作生产，与此同时，祈祷、祭祀的场景也预示着文明的先声已经到来。而从陶器作坊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器物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社会分工开始出现。

最为震撼的是从环壕聚落发展而来的古城遗址，历经6000年风雨剥蚀，这座“中国最早的城”仍给人无比震撼的想象空间。

专家对话

长江文化观察团：稻作农业生产方式对长江文明的产生、演进起到怎样的作用，“城”是怎样形成的？

贺云翱：长江流域的水热条件，使得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全流域（从成都平原到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平原）的大面积水稻种植，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增长，进而带来社会分工协作，渐渐地，“城”便在长江上中下游出现了。距今6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经历2000年的孕育期，上中下游的“城”成为后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也对今天长江流域的三大城市圈产生根本性影响。

裴安平：长江两岸稻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人口增长，典型的例子是从彭头山文化时期的20个聚落，到大溪文化时期变成了47个。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关键是生产方式带来人口增长，使得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空前提高，因此就能够大兴土木修筑城墙、壕沟，文明由此演进。

以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与彭头山文化一脉相承，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是中国第一座大城套小城的城址，在环壕聚落与城址的建设、聚落社群分工和功能分区等方面已发展得非常先进，也是中国第一座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城。

郭伟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城”的整体表现几乎同步，形态大体一致，尤其中下游，都是在环壕聚落的基础上出现的。从考古发掘来看，多处遗址都是挖土堆起来做土埂，且越挖越深、越挖越宽，进而从环壕聚落向“城”演变。

下游的良渚文化、上游的宝墩文化可以说参照了中游的“城”的理念，从城墙、城壕的挖掘和堆筑技术等方面也基本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下游平原地区，要开挖环壕和水渠，一方面是为了灌溉，另一方面也起到疏通水道的作用。在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下游和中游都发现了水坝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唐淼：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发现的首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近年来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房屋以竹为构件，可以证明当时城内有竹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建筑。古城包含内外两重城墙，城内最高处为大型公共性建筑。此外，居住区地理位置相对较高，墓葬则分布于房前屋后或低洼区域。更为低洼的湿地，则被用于种植水稻。

林旒根：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考古发掘证实，良渚古城可以说是城市革命的典范，良渚先民在面积达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划并营建了三重向心式结构，分为宫殿区、内城与外城。其中，宫殿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使用年代为距今5100—4800年之间。

宫殿的出现，反映出社会权力的集中，而从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可以看出其规模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外围水利系统包括6条“高坝”、4条“低坝”和山前长堤，兼具防洪蓄水、运输、灌溉及调节水系等功能。这让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种植都有排水和灌溉所用的沟渠，且单独田块面积在1000—2000平方米。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

稻作文明，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现场探访

走进苏州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仿佛一眼穿越6000年时光，河道密集的草鞋山，先民们在这里农耕灌溉、建屋修渠、纺葛织布，开启了稻作文明，这里被称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稻作文化原乡”，但更重要的是，它串起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对长三角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专家对话

长江文化观察团：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如何建构起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传承不辍的内生力量？

郭伟民：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农业民族，到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的旱作农业、牧业，南方的稻作农业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稻作讲究协同、合作，充分利用水文、土壤等自然元素，由此诞生天人合一、太一生水、水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它们是稻作农业的产物，也是在稻作文明基础上诞生的宇宙观。

可以说，稻作文明是长江文化的重要遗产，它支撑了我们文明的连续性，在长江上中下游形成既统一又多样的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国家已经在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设立农业遗产生态保护区，或者稻作农业的灌溉遗产保护区，与稻作农业相关的很多古代遗址也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被列入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想，在新时代，对稻作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格外注重在工业化进程中，重点保护生态和环境，为稻作文明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传统稻作农业保护地和遗产区。

唐淼：我们看到，长江流域无论是上、中、下游，早期城址或者说遗址大都分布在冲积平原之上，类似的环境产生了长江流域人群生存、适应、发展、创造的共性，产生了以水稻、斜坡堆筑城址等为代表的共性因素，这些共性不仅展示长江流域人群对于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充分了解、熟悉、适应和利用的过程，也反映他们在与自然环境的博弈中产生了较为统一的历史选择，因而长江流域文化的共性，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和发展智慧的集中体现。

贺云翱：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也是长江流域先民为人类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稻作农业文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进而促成了淮河流域的长江农业文明化，同时继续影响北方，所以在河南的夏商遗址里也发现了水稻。可以说，黄河跟长江通过淮河流域这个纽带，让北方的旱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多元一体，共同促进了后来统一国家的形成。如何“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各行业人士与考古工作者应注重系统性保护，群策群力，凝神聚力让稻作文明传承下去。

记者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