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成为三文鱼》：现实反思与历史关怀

【挪威】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著，张雯译，《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1年7月出版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发问辩论之对象只是一河之鱼，而在工业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不妨以三文鱼为考察对象，放眼世界：2018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又创历史新高，消费量占到水产总消费量的52%。鲑科鱼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九大养殖经济鱼种，挪威三文鱼养殖更是占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FAO, The S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ustainability in Action, Rome, 2020,pp. 30, 32.）复观中国：1985年，第一条挪威三文鱼进入中国后，国内养殖三文鱼行业开始快速发展。1998 年至2018 年间，中国的冰鲜三文鱼进口量从2000 吨提升至8万吨，复合增长率达20%。 （沈基文：《增长强劲，中国三文鱼消费时代来临》，《海洋与渔业》，2019年第9期，第21-22页） 自2018年《生食三文鱼行业标准》（GB10136）出台后，中国的三文鱼养殖规模和消费市场加速扩大。目前，在中国百姓的餐桌上，三文鱼已经从“舶来品”日渐变成“家常菜”。 

总体来看，三文鱼不再仅仅是人类观赏和食用的对象，它还成了养殖领域产业工人的劳动对象、市场领域中的流通商品、大众印象中科学知识的物质载体。三文鱼作为一种自然生物，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价值、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当今时代，人类与鱼类的关系发生了深度的重构，二者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在一起。鱼类的大规模产业化养殖，养殖鱼类与野生鱼类的混杂交配，使得人类与鱼类的关系，超越了传统饮食行为式的“捕食”与“被捕食”的“单向度关联”，而是跨越渔业产业链、海洋运输、数据分析、生态修复和生态伦理多学科参与的具有多维度“复杂性关联”。 

如此说来，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讨论“鱼之乐”的问题呢？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关系，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考空间呢？ 

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玛丽安·伊丽莎白·利恩教授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与思考。利恩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背景下食物及营养物的生产、消费和市场问题。近年来，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至外来物种和大西洋鲑鱼养殖问题，研究的区域涉及挪威、北欧、芬兰沿海、澳大利亚本土及塔斯马尼亚岛多地。 

利恩教授此前已经出版了三部英文学术专著，分别为：《野生驯化：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 Domestication Gone Wild: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Multispecies Relations） 《食物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Food)，《市场和现代性》（ Marketing and Modernity）。利恩教授的新作是《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这部著作已于2015年刊印付梓，发行后广受外文读者好评。上海海洋大学的张雯老师将这部著作译为中文，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5月出版发行。 

《野生驯化：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食物的政治》、《市场和现代性》

阅读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利恩借助人类与鱼类视角的“双重转换”，重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驯化”行为。具体来看，其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索挖掘“鱼类感受”与“双向驯化”的问题。如同其他类似研究一样，利恩擅长从人类的视角观察三文鱼养殖。无论是养殖工人的岗前培训，还是电击式杀鱼，抑或是定期清理死鱼，都是人类与三文鱼在日复一日的互相陪伴之中，尝试理解三文鱼习性的实践活动。利恩进一步揣测“鱼之心”，尝试从鱼类的视角出发，观察人类照顾鱼类的种种行动。养殖者通过鱼的食量、死亡量的管控，猜测鱼类的真正诉求。当饲料投放量不适当，导致死鱼数量增加之时，鱼类也同时“表达”对人类饲养的“不满”。利恩进一步指出，三文鱼一定需求一种新的生存环境：在这里，养殖者不是流水线形式地养殖，而鱼的诉求也可以真正被考虑进去，改进养殖工艺流程。 （《成为三文鱼》，第248页）

在“从鱼看人”和“从人看鱼”的视角的转换中，利恩为“驯化”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实现了逻辑的自洽。“驯化”不应仅仅是人类对另一个物种征服与驯养的“功劳簿”，而应该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交流互动的“同学录”。人类与其他物种在交流中满足彼此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三文鱼如此，其他生物亦然。正是由于“驯化”的实践，人类才开始真正从自己的角度思考、理解和照料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这亦是人与自然在双向驯化中建立的情感关联。正是在“人鱼互动”的视角转换中，利恩找寻到一种深刻的、“去人类中心化”的同理心：人类应该摒弃主宰控制者的角色，选择平等沟通者的角色，重新定位自身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就像本书的标题“成为三文鱼”一样，省略的主语，正是作者和阅读本书的你我。人类通过“驯化”的实践，选择“成为三文鱼”的视角，进而理解自然世界，就是该书最大的隐喻。 

当然，利恩在视角转换方面的探索也确实存在问题，无法完全跳脱传统“鱼乐之辨”的悖论。利恩所提出的“鱼类福利”，是三文鱼真正的诉求吗？建立在“鱼类福利”基础上的“鱼类视角”，是三文鱼真正看待世界的方式吗？人类能否发现“真正的鱼类视角”？在“人类视角”与“人类所理解的鱼类视角”的切换中，人类能否发现并满足鱼类的真正诉求？作为人类的我们，尚不足以跨越物种界限，给出圆满的回答。因此，我们仿佛可以为该书所展现的“驯化即是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协同合作”倾向做出些许补足：驯化之前，双方物种并不足以理解对方；驯化，成为了人类主动寻求理解其他生物的尝试，即便这种理解是浅层次的、充满猜测和臆断的，即便实现物种间的准确交流难于上青天，但它毕竟成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彼此沟通的一种“特殊语言”。 

透过双向互动视角，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该书的核心观点：“驯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是人类和非人生物相互进入并影响彼此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 

其一，驯化是双向的。 （《成为三文鱼》，第12页）传统的观点认为，驯化是单向的，即人类对某物种的绝对性控制和操纵。然而，人与其他生物在驯化中实现的互惠性，动物自身的主体能动性，都被学者们排除在外了。与利恩相似，很多学者对此都持有批判态度。在尤瓦尔·赫拉利的笔下，人类驯化植物的同时，植物也驯化了人。人类为了小麦的茁壮成长，发展定居农业，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艾丽丝·罗伯茨的例子同样有趣：动物被人类驯化，人类也体现了动物的特征。人类驯化狗，狗丧失了狼性，更加温顺；而人的下颌和牙齿变小，更不擅于撕咬，暴力性同样降低。 （[美]艾丽丝·罗伯茨：《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读者出版社，2019年版，第286页）利恩的观点，实际是对尤瓦尔和艾丽丝等观点的佐证和呼应。 

其二，驯化的实质，是“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丛”。 （《成为三文鱼》，第8页）换言之，驯化不只是影响该物种本身，也不只影响人与该物种的关系，而是促成了这片生态景观中多物种关系的彻底改变。作者关注养殖三文鱼，带来了三文鱼资源利用模式、生态群落分布、三文鱼产业结构变化和动物权利等多种关系的变革。与这一研究思路相似的研究非常多。比如彼得·科兹论述了三文鱼的衰退，如何引起了捕捞技术的进步和英国各地渔业纠纷的激化 （Peter Coates, Salmon,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2006.）。加拿大的鲑鱼守望协会也曾发布报告，论说径流式水电站对河流的“驯化”，如何引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三文鱼栖息地的改变 （Watershed Watch Salmon Society, Tamed Rivers: A Guide to River Diversion Hydropower in British Columbia, Oct. 2012）。利恩的尝试则更为大胆，其以重新分析耳熟能详的术语为工具，不只探讨人与鱼之间的双向驯化，更研究驯化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的彻底影响；不只关注驯化维持和强化了哪些关系，还关注驯化如何掩盖和忽略了哪些关系。 （《成为三文鱼》，第13、32页）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突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束缚，努力将“人类”与“三文鱼”置于平等的地位上认知，并试图揭示产业背景下三文鱼形象转变，为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问题提供范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往往落入“二元对立”的窠臼：要么片面强调自然的不可知性与危险性，进而为人类掠夺自然寻找合理依据；要么片面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性，进而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消极与悲观的情绪。这两种认知无疑均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都没有跳脱出固化的“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作者对驯化如何在人与自然互动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承前启后的补充和完善。 

但是，对驯化的理解若止步于“驯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的常识性论点，便稍显泛泛而谈了。利恩似乎也察觉到这个问题。为此，作者力图提出几个关联性论点，以丰富上述核心论点。对于生命科学和伦理学共同探讨的经典问题，如“鱼能感受痛苦吗？”她旗帜鲜明地做出肯定回答，用以说明：“在养殖中，人会因鱼的痛苦而痛苦，鱼类与人类通过情感互通实现双向驯化。” （《成为三文鱼》，第226-241页）然而，作者的观察只能证明“人类感觉鱼类痛苦”，而不能提供“鱼类感觉鱼类痛苦”的直接证据。由于作者的研究囿于民族志领域，对于海虱泛滥，抗生素滥用给驯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只是寥寥数语，亦需要鱼类学家的鼎立相助，才能给出更丰满的解释。 （《成为三文鱼》，第二章）与驯化紧密相联的、真正值得探讨的前沿问题，还仍需更多探讨。比如，驯化中的转基因技术与基因安全、驯化的在地化进程，三文鱼围栏的全球扩张和转移，驯化所构成的三文鱼——海虱——微生物和病菌——抗生素的封闭环等等，显然需要生态哲学家、鱼类学家、环境法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共聚一堂，开展充分的交流对话，才有可能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新见解。 

譬如，利恩教授通过对既有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尝试书写“多物种”民族志，展现出现代养殖产业体系之下人与三文鱼“互动”关系的共时性研究，足以启发历史学者从动物史、全球史和传统渔业史的开拓三文鱼养殖的历时性研究。当前动物史领域方兴未艾，伊懋可等学者把大象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下，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人与动物的关系。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安德鲁·艾森伯格的研究则展现了“全球史的动物转向”，探寻不同时空下、全球网络之中人与野牛的互动。 （Andrew C. Isen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175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然而在传统渔业史语境下，尼古拉斯·民克对三文鱼捕捞及消费史的梳理，马克·科尔兰斯基对海洋生物捕捞史的全局性探析虽然精妙，却极少触及三文鱼养殖渔业话题。 （Nicolaas Mink, Salmon: A Global History, Reaktion Books, 2013; Mark Kurlansky, Salmon: A Fish,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a Common Fate,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20）历史学者完全有能力展示出覆盖全球的、贯通古今的、万物互联的三文鱼养殖史。如此，人类学的共时性探讨与历史学的历时性探讨，虽经不同角度之“殊途”，但终致目标之“同归”：通过从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深度理解现实世界。 

综上所述，庄子与惠子在千年前的辩论，是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生物关系的朴素思考。而借助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自然生物的生活习性等诸多问题，我们能够在学理上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生物的关系，我们能够尝试书写人与自然“共同的历史”。“安知鱼之乐”不再仅仅是一种玄想式的发问，而是一个值得我们接续思考的具有全球性的话题。无论我们身在全球何地，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可以为探索这一问题做出必要的贡献。这也是利恩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除却学理问题的严肃探讨，这部著作的语言文字特质也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利恩著作的叙事文风清新洒脱、别具一格。除却传统的论证分析，利恩更是将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游记融入整体的论述之中，情理结合，叙论辉映。阅读该书，全无晦涩之感。如下描述，直教人心驰神往：“正值7月，一路驶来都是动人美景：郁郁葱葱的草地、牛羊、不时出现的风景如画的海湾和小村庄”，“约翰误记了一个关于上帝的笑话，说是上帝在创造了挪威的海岸线后实在太累了，于是他决定简单几笔画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岸线”。 （《成为三文鱼》，第73页）生动活泼的语言，为精炼严谨的理论骨架增添装饰美感。在作者亲自参与三文鱼手工喂食的故事中，鱼儿们跟随者饲料撒播而游走，为争夺饲料而“舞蹈”。 （《成为三文鱼》，第104页）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笔触，将读者的神思瞬间带入故事情境之中：仿佛读者就站在养殖池边感受三文鱼，与它们建立起了紧密的情感联系。作者一次次地与三文鱼的直接“对话”，读者一次次地完成了深度的“文字旅行”。这种兼具学术性与大众性的佳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利恩著作的行文流畅而又不失严谨，这给翻译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张雯老师的中译本，总体上能够客观反映原著含义；但书中多处翻译有欠合理，不能完全展现原著的灵动隽美。此外，不同语法规则下语言思维转换不畅，翻译过程中文本的准确性与优美性兼容性差，特别是“窄化翻译”的问题（即兼具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原著窄化为只具有学术性的译作），在该中译本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部译著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但它们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在未来共同探索，努力改进。 

我们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无论是院所学人，还是普通大众，都能够从这一部著作中有所收获和体悟。我们相信，这篇小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用，帮助大家走进人类与鱼类的“互动世界”，为大家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多可能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