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伟：什么是杭州六小龙现象背后真正的底层逻辑

在杭州住了42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精神世界的杭州人。

这段漫长的时光和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大抵交集。但很长时间，除了秀美的山水，杭州并不闪耀。在大学课堂上，我曾经无数次地阐述一个原创的观点：作为中国自下而上草根型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省份，如果以时间为轴、以区域经济为坐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浙江——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模式”，90年代（义乌市场相对成熟期）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

很显然，从改革开放视角，杭州出名不算早，这20多年，借势于互联网和阿里巴巴。然而，应该没有人会想到，与白娘子的故事缠绵千年的杭州，终在农历乙巳年的蛇年爆火。春节前夕，DeepSeek掀五洲风云，硬核科技企业“六小龙”横空出世；春节刚过的2月17日，在2018年11月1日之后分量最重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首排就坐的14位万众瞩目的企业家中，杭州企业家有4位：创业41年的第一代奋斗者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创业26年的中生代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85后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以及唯一的90后宇树科技CEO王兴兴。杭州，成为本次座谈会参会企业家人数最多、年龄层跨度最完整、产业分布最齐全的一座城市。

某种意义上，这份巨大的荣光，从南宋建都杭州以降，千年等一回。

所有人都在追问：为什么是杭州？杭州究竟做对了什么？

任何可以称作“现象级”的结果，一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关键性变量。迄今可见的分析及判断，几乎都将这一“关键性变量”，聚焦于政府行为的推动。也就是说，杭州地方政府作了正确的事。的确，有太多的事实足以支撑这样的结论，“六小龙”在最艰难的初创期，普遍得到过杭州地方政府“一企一策”的研发、人才乃至办公空间等真金白银的大力支持。以群核科技为例，在美国英伟达担任软件工程师的创始人黄晓煌回国创业，刚落户杭州，就获得了上城区精准的无偿资助150万元。

问题是，强政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和优势，在许多地方，并不缺乏来自政府扶持的热情、服务、效率。那么，继续追问：为什么是杭州？

我们不妨从关于杭州营商环境打造最著名的两句话语去尝试解读：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意味着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各方面需求高度重视并勇于承担责任；无事不扰，则意味着政府放下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以尊重和平等的姿态，清晰把握政府与市场——及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之间的边界，想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我”意指政府，“你”意指企业和企业家。这句话同样包含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中的政府责任以及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阳光雨露”含义的理解：和一般意义的政府行政性扶持不同，“阳光雨露”强调的无疑是公开、公平、普惠的经济生态环境。

“尊重、平等、公开、公平、普惠”这些关键词的价值取向，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最新出版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中，我概括了43年创业史中，“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围绕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辩证关系探索的四条成功经验：一，六代市场十四任书记，坚持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只有完善从不动摇；二，把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抓大放小，懂得进退；三，尊重市场却不放任，善于用政府行为之“长”补市场自发之“短”；四，市场经济不是让政府退出市场，而是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

与杭州现象一脉相承，义乌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好的”政府行为。“好的”政府行为，必须是在法制化基石之上依循市场规律、信守市场准则、尊重市场主体，比热情的态度和服务的高效更靠得住的，是深入人心的市场经济理念和机制。

从47年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轴上考察，杭州现象并非幸运的偶然。纵贯温州模式、义乌经验、杭州现象的，是坚持不变——更准确的表述是不断提升进化——的三大共性底层逻辑：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激发“人的创造力的解放”。

在这一轮的喧天热潮中，百度李彦宏日前在迪拜WGS2025峰会上谈及DeepSeek时的一番话被反复引用：“创新是不能被计划的。你不知道创新何时何地到来，你所能做的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最新统计，浙江有市场经营主体1095万户，杭州则突破了200万户。“六小龙”全部是物竞天择的竞争型民营企业，是浩如烟海的市场主体中的沧海一粟。与其说杭州地方政府培育了“六小龙”，不如说是杭州培育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好的”政府行为培育的“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不止是为了“六小龙”，而是为了每一位杭州人。

记得去年11月，《杭州日报》推出了“爱上杭州的100个理由”专栏系列报道，我的人物对话专访被列为专栏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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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伟：喜欢杭州，因为——这是一座典型的“用历史照亮未来”的城市

媒体同行在采访时问我为什么喜欢杭州？我为此在朋友圈发了长长的一段文字——杭州总是被赞誉为“天堂”，这不是我喜欢的理由，因为“天堂”往往和普通人无关。两年多前，好友吴晓波写过一本关于杭州的书，很认同其书名《人间杭州》：清理了权贵与豪门，把“没有围墙”的免费的西湖还给民众，这是尊重与平等；全国第一座做到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的城市，这是法治与契约；城市市区总人口从我念大学时的100多万增长到今天的1130万，其中数百万人是因为改革和市场经济发了财的来自浙江南部温州、台州、义乌欢天喜地进城的农民老板，这是自由与希望。

“人间天堂”，这就是我喜欢杭州的理由。

“人间天堂”，一定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创业与创新的天堂”。杭州是浙江的缩影与折光，她并不完美，但却是奔赴那样的理念和机制方向最坚定的前行者。

新质生产力的迸发，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孕育。只有在“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坚定不动摇并日益优化完善的以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和“人的解放”为内核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丰沃大地上，才能让更多的“六小龙”们破土而出，万物生长，“大有可为”，“大显身手”。

（作者系财经作家，高级记者，现任澎湃新闻生态内容管委会副主席，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轮值主席，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经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温州悬念》，《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最成功的实战教案》，《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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